永远的忧伤 - 最新动态 - 作家李迎兵 - 商通宝 -北京百姓瞭望台

作家李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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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忧伤

来源: 发布日期:2013-08-10 01:54:30 浏览次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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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明高

导语:李迎兵的小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雀儿》、《滚雷》、《辛亥》、(溺水》,还有早期的《秧歌》。主要是写60年代生人的早期生活,或以60年代生人的目光写他人,冷峻而平实;一类是《温柔地带》、《草飞莺长》、《我爱北京》,还有早期的《一人无悔》和《永远的脚手架》等。主要是写60年代生人“当下”的生活。充满激情与焦灼。语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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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兵是我的朋友。

李迎兵是一个60年代出生的人。

李迎兵是一个自以为很丑陋(其实是粗犷)的男人。

李迎兵是一个从小在黄河边上长大的吕粱人,但他现在却在北京谋生。

李迎兵还是一个目前尚未成婚的男人,这也是需要明白无误加以补充的。

读李迎兵的小说时,我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些。论及李迎兵的小说时,我也自然而然地要联想到他的这些必不可少的个人资讯。

李迎兵的小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雀儿》、《滚雷》、《辛亥》、(溺水》,还有早期的《秧歌》。主要是写60年代生人的早期生活,或以60年代生人的目光写他人,冷峻而平实;一类是《温柔地带》、《草飞莺长》、《我爱北京》,还有早期的《一人无悔》和《永远的脚手架》等。主要是写60年代生人“当下”的生活。充满激情与焦灼。语感很好。

我不大喜欢前者,极喜欢后者。所以本文所要论及的主要是创作的后一类型小说。在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温柔地带》、《草长莺飞》,还有那篇早期的《永远的脚手架》。这些小说老让我想起这三个词汇:忧伤、焦灼、自卑。永远的忧伤,心灵的焦灼,还有命定的不可抗拒的自卑。这便是李迎兵的小说给我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

《温柔地带》是他九六年写的小说,我读过它也已经很久了,但至今仍然忘不掉小说中的这样一个画面:

在临近春节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一座城市。我不打算回家了。我告诉千里之外的父母说我很好,我在温柔地带。除此以外,我没有再说别的,我的心情显得很平稳,但当我从电话厅里走出来,面对城市车辆在三环路上来往不停地尖锐啸叫,还有无数让人眩目和迷惑的城市建筑时,竟然一下于难以自禁了。我的心被四周广大无边的黑暗与寒冷所色围,泪水无声地夺眶而出。

感染我、激动我的,正是李迎兵小说中的这种久久挥不去的浓郁而清晰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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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国文坛色彩纷呈,千姿百态,真正是“各领风骚三五天”。

被称为“新生代”的60年代出生的作家刚亮相不久,“晚生代”作家便又纷纷登场了,这“晚生代”便是指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是“没有负重的一代”,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放逐思想的多元化的时代。他们的创作普遍防止与主流写作、传统意识相勾连。他们疏离理性,放大自我。他们对物质生活高度敏感和趋从,让躯体不知疲倦地在喧嚣的都市中行走、跳跃、歌唱和痛哭。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十分的空荡。所以,我们读到的只能是具有滚动感的行为叙事,而不是具有流动感的感觉叙事。他们对这个时代的适应性很强,他们满怀欣喜地触摸和享受着物质的美感和实惠,尽管对物质社会的肤浅、媚俗、小市民等作风也感到深深失望。但是,他们只是敬而远之,却没有坚定的信仰和操守,更不会自觉地批判。

7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论是“像卫慧那样疯狂”,还是轻柔的抚弄,阔适地观望,“现在性”、“平面化”已经形成了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把80年代先锋小说与实验小说向纵深发展的语言拉回到平面,使之不再负载再现现实的沉重意义,从而把写作变成了一种不断刺激世俗欲望的消费品。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棉棉,借她《九个目标的欲望》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在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作品像麦当劳,并且我要做到任何人看完我的作品后都不需要去看第二遍。”所以,写作对他们来说,好比一次化妆,一件时装剪裁,是一次呈现自我的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玩味技术而自娱,并在自娱的快乐中完成现实关系的虚构仪式。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她们会为自己荒芜的精神家园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只能带着理解与同情,耐心地倾听他们自己的烦躁不安和激动不已。

在7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的观照下,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特征便越发的明显了。

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历史发展的连接链上来看,实际上是“多余的一代”。比我们早的上一代人,由于经受了“文革”等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的精神会变得难以想象的坚韧与执著,他们入世的热情也是令人艳羡的旺盛。比如“知青”这一代人,目前正是这个社会如火如荼的中坚骨干力量;而比我们小的下一代人,即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关心领域。他们头脑中没有那些无谓的冲突与理想,他们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与身边这个世界的吻合大大超过我们,更能亲密无间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他们更富有世界的眼光,将更娴熟地以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手段来处理各种现实与生存的问题。而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想介入什么,只想在个体的探索与开掘中终其一生。如此阐述一番,我们便发现:在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比较中,我们还是感到了一种自卑感。

李迎兵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很好的文本。

她坐在我对面。我们选择了僻静的来。

桌面脏脏的,她让换一下,我翻菜谱,问她想吃什么,她不吭声。我想和她坐一排。这样能握住她的手,并且就这样相拥走天涯……我看着她便蠢蠢欲动,情不自禁地想拉她的手,但她灵巧地把手缩在她那宽大的水袖里,让我扑了一次空。

我扑了一次空,便顺水推舟,自找台阶地挽住了她的水袖。这让人想起埃里奇.西格尔的《爱情的故事》里奥利弗爱上詹尼时开始的处境,他只能拉她的水袖,而拉不住她的手。她与他的手之间,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那样子也看不出是一对情侣,倒像是一只饿急了的老鹰叼了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鸡。(《草长莺飞》)

这种想拉手而拉住了水袖的图景,便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与恋人的真实关系,无论是《温柔地带》中的小美,还是《草长莺飞》中的草儿,我们不难发现:她们都是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在与她们的恋爱过程中,总是显得那样的底虚而小心,那样的羞怯而笨拙,那样的虚幻而不切合实际,那样的谨慎而负有责任,而她们却不屑一顾,或在心中暗暗窃笑:傻瓜一个,真逗!甚至会在心中泛起一种厌恶,虚伪无聊!这种手与水袖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它昭然揭示了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折射出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早熟、自由而放纵。这种手与水袖的距离,也是“我”与这个庞大而不可深知的世界的关系。世界是如此的美丽而强大,但它却不是“我”的。“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如何?这种距离的丈量永存于“我”的心中,永远约束和影响着“我”,越这样,“我”的内心深处便越发的自卑。

所以,在《温柔地带》、《草长莺飞》和《我爱北京》中,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这种自卑感。这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命中注定的不可抗拒的一种深深的不被人们理解的情慷。可李迎兵却发现了它,并用他的小说反映了它。

 

2

 

但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思想的一代。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丰富而宽广。

与前一代人相比,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更能理解历史的全部变迁,而不致于沉溺于自身的创痛而不能自拔。我们不必像他们中的某些人强行将那一段历史幻化为美好的事物,将它蒙上一层虚幻的色彩,不必徒劳地发出“青春无悔”的哀叹。与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由于亲历了“文革”那场重大事件的尾声,而不至于像他们那样对往昔的历史感到隔膜与陌生,不至于将那段历史的动荡单纯地理解为某个个人集团的心血来潮的冲动与盲目,不至于对历史的深层动因视而不见。

正因为我们获得了一种洞察的审视,从而才使这种观察自身和世界的方式与传统,成为我们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才使得我们更多地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才使得我们学会成熟地洞察我们自身的本质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

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才会越发地感到孤独、痛苦和忧伤。

《永远的脚手架》是反映他刚从学校毕业在建筑公司当小工的生活经历的文本,整个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与刺激性,具有一种一气呵成的宜泄的激情。他第一次以这种莽汉式的激情与粗暴,对一向以软绵绵的脆弱的文人小说占主流的文坛予以轰炸和冲击。《我爱北京》是反映他到北京求学的生活经历的文本。《温柔地带》、《草长莺飞》都是反映他再次北上京城打工谋生经历的文本,这三篇小说依然具有一种很强烈的粗俗的力量。

这几篇小说给我们的感觉是:基调是黯淡而忧伤的,不设希望与理想的,切实的,但又无疑是具有某种操守和信念的。

读这几篇小说,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加缪的《局外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局外人,在路上。干什么?等待戈多。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不但没有在精神上将局外人置于死地,反而使之获得了一种旁观的清醒与超脱。李迎兵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与目光,在喧哗而混浊的黑暗包围中,点亮了存在的烛光。烛光所至,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的种种不正常和丑陋虚假连同滑稽可笑的行为。

我曾说过,李迎兵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较为熟知我对他的感觉。他曾说过:“我在母腹中只呆了七、八个月,就仓促来了世间。”他认为他是残缺不全的,只能通过写作来达到修补和完善自己的灵魂。他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就是面对自我的写作,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它维护和救赎的首先是自己。写作是他和这个世界保持的惟一精神联系。”

“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会有许多人死在途中……”

“离去兮情怀忧伤/安居之灵不复与本源为邻……”

读着里尔克和荷尔德林的诗,李迎兵离开深深的吕梁山,只身来到北京。

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还是再去北京吧!外面的世界是适应你的。你在北京是忧伤的,可你在吕梁山却是痛苦的,因为深深的吕梁山与你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我说的话很适合他的心灵。

于是,李迎兵再一次去了北京。

李央就这样站了一路,一站就站到北京。从出站口走了出来,他一脸茫然。先东张西望,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帮拉客男女假惺惺的笑容里饱含了昭然若揭的商业目的。李央一概加以拒绝,不理不眯自管自地走路,没人再来拉他了。他心里其实更没底,简直乱极了。他辨不清方向,但他没问路。黑暗中的一切都不可靠,让他产生警觉。他旁若无人地走着,看上去颇有乘风破浪、挽荆斩棘的气势。

天亮了。他辩了辩日出的方向,背着行囊认准正北方向开始出发。

车站附近有开往市里的公共汽车,但他没有和别的旅客一样等着……他走过了站牌,很快来到了护城河边的一条滨河路上。飞奔的各种各样的车辆带动着灰尘,让他感受到这个巨大城市内在的颤栗和抖动。(《我爱北京》)

一个外省青年来到了喧嚣的城市,他的那种既狭促又温馨的典型的山村情感迅速被瓦解。他被城市日益竞争的高楼大厦与纵横交错的欲望鼓励着、膨胀着,但是,那些原先在他心灵中统一的毫无差别的“城里人”概念,被他眼中的现实很清晰地分化为贫/富/强/弱/成功者/失意者/白领/蓝领/雇主/工薪阶层时,当那些疲惫的打工仔、心事重重的投机商、狡猾的票贩子、脑满肠肥的暴发户、斤斤计较的低收入者、浓妆艳抹行为可疑的年轻女郎从他眼前匆匆走过时,他才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告别昨日,向真正的“现代城市”演化了。

“发赠票和拉广告都有诱惑人的提成,但现实和期望永远有无法切近的距离”。“无根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人没有钱,走到哪里也是倒霉蛋”。“我的去路和来路一样,都是路,但那在前的已在后,在后的已在前了。人与人也一样,最远的说不定最近,而最近的很可能最远。”迅速膨胀、变形着的城市社会,把一幅幅极其陌生同时也极其富于魅惑的图景推向我们的眼前,并构成一种对我们的认识力与感受力的巨大挑战。城市的诱惑、城市的无情、城市的孤独、城市的机遇与冒险、城市的自由与禁锢、城市如何满足又是如何剥夺了人们……这许许多多的难题与疑念纷涌而至,涌到了一个外省青年流浪者的面前,涌到了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面前……

快活林餐馆不是我的伊甸园。城市中哪里有我的栖居之所?尽管眼前的立交桥向所有的人展示着更多的空间,四面八方的车辆打破了红绿灯单一平面化的界限。我在其间穿梭便有了一种飞升之感。站在亚细亚过街桥上面,似乎所有车辆都被我踩在脚底下。但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占领者。远处中国木偶剧院传来了一阵节日锣鼓的敲打声。我想起牛虻对行刑队最后说的那句含泪的俏皮话;杂耍该枚场了!……(《温柔地带))

这就是李迎兵给我们描绘的他跟中的世界与城市。对眼前的世界与当下的时代,他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从中截取的尽量不是偶然性,他在努力寻找和揭示深刻的规律。

这就是经过李迎兵“个人化”的世界图景,李迎兵的小说就是用这样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他的小说具有某种目击现场的效果,他的这种不加修饰的逼真性叙事,使他的小说意趣横生、耐人寻味,它们流畅而坚决地呈现出一个外省青年面对历史转型期这个世界与时代的种种无奈与困惑,以及浓浓的焦灼与深深的忧伤……

 

3

 

卡夫卡说过:“诗人总是比社会的平均值更小和更弱。所以他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所受到的重压,要比其他人感觉远为强烈和沉重。”面对这个无名的、分成等级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被剥夺了他的个性,变成了一种物,一种不具人格和古怪的可怜的物,一种仅仅充满权力欲、物欲和性欲的异化的物。这便是资本的世界的特征。这便是物质的时代的共性。而诗人们却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决不会说‘在世界上必须入乡随俗’,而一定会说;‘世界是什么样随它的便,我要保持我的独特性,不想为迎合人意而放弃它”’。(卡夫卡语)

理解了这一点,便好理解李迎兵的小说世界和精神世界了。

理解了这一点,便好理解李迎兵的漂泊流浪生活了,也便好理解他内心深处的寂寞和孤独、怯懦和悲悼了。

李迎兵认为:流浪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流浪,更重要的是精神意义上的流浪。精神家园的丧失导致了流浪的开始。一个人的出生地(或故乡),以及母语对他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终生的。流浪就是基于这种限制所进行的一种挑战。它是一种结果不可预知的试验,一种以生命向极限和未来挑战的试验。

李迎兵还认为:写作首先是对自己、对人性、对整个生命及生命力的张扬和维护。

于是,我们在李迎兵那些描写和反映当下生活的文字中,便能感觉到他的那种个性化的情绪和精神。幽默、诙谐、孤寂、焦灼和激动等等都生机勃勃地朝我们涌来,使我们有一种痛彻肌肤的感动,令我们惊叹不已。

那里的老板正为找不到廉价的劳动力犯愁,一听我自称什么学生,竟然不问青白地连连称道:好,勤工俭学,就是好呀,就是好!旁边一个被称做老板娘的粉白女人心领神会地连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只有远处的大厨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一切。后来,大厨才对我说,那女的姓白,伙计们私下叫她冬储大白菜,她并不是老板娘。我就纳闷:老板说她就是老板娘呀?刘师翁声翁气地说,不是就是不是。但他没再给我解释其中究竟,我也就做罢了。时间一长,才知道她真的不是。什么也不是。说好听点,是老板的情妇。说不好听点,就是姘头了。不过,北京人一律不加褒贬地冠之以小蜜。(《温柔地带))

时间的层次感与空间的距离感与人物的洞察过程是那样的和谐而自然,但行文却又不乏幽默与诙谐。

草儿越来越近了,她似乎在风中摇摇摆摆,像一面胜利的旗,我差点儿在人民城市人民爱的灯箱前滑倒,草儿就在那时候跳了出来把我扶住……我说她再不来,站牌下的灯箱会毁在我手里。我好一会儿伸出脖子眺望,望着快成动物园里长颈鹿了,但她还是不来。我不敢上厕所,怕上厕所的时候她正好出来。她让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并说不见不散。北京风沙很大,我等了半个小时,已是灰头土脸的样子。后来,那是在草儿学校,我竟然一头撞进了女厕所。我没顾上看标记。

只见有一个厕所的门大开着,让人觉得是热烈欢迎的样子。一个留小平头的像是男生的女生让我加深了这种错觉。我心急火燎地闯了进去,还没等我蹲在坑上开闸放水,便扭头看见进来几个花枝招展的女生斩断了我的后路。我手一抖,腿一软,裤子差点从手中掉到脚底。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女生注意我,她们仍是出出进进。这种漠然处之的态度更让我慌不择路、无地自容。(《草长莺飞》)

在空间清晰的层次感中贯注着一种对爱情的向往之情却是急不可待。但是那种深深的自作多情却也令人久久难忘,楚楚怜人,刻骨铭心。但这一切却都是那样的随心所欲而自自然然,从从容容而又天衣无缝。

所谓的青春年华对我来说是一闪而过的事情。梦中似乎有女人撞了我一下。不是什么大白菜,也不是小美。她是用她那袒露无遗的一切向我展示什么。她的小腹与我小肚子以下的部分进行了磨擦性很大的接触,充满了性的暗示,让我火烧火燎。那媚丽而又暧昧的眼波让我倾倒,那种侵略性的接触更让人魂飞魄散。我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某种对应的蛛丝马迹,但无疑于自讨苦吃。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等等模式似乎很难找到。我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一些经验。八年抗战大概够了吧?但梦中不知身是客。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梦中的女人便一个个销声匿迹,香消玉殒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她们长什么样子。(《温柔地带》)

抱着一种对爱情的纯洁情感去现实中寻找洁白无暇的爱情。现实中的虚幻与不确定却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他的感知与信心。只好寄托于梦境中的爱的世界了。但梦境中的一切却又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及,可及而不可终,却又是那样的脆不可击,速不可达。老让你觉得这只是在梦中,这一切是虚幻的、假的。这种对人更直接的、更致命的打击,让读者读起来,却是多么深刻而又淋漓啊!

这便是一个独特的男人的精神感受,而且是一个尚未成婚的男人的独特感受。

精神的东西往往是可贵的,它的得到和发现也往往是不容易的。精神的东西常常是一个人在他生活经历底部的积淀。没有灵性的人,是很难发现它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往往是可悟而不可及的。

精神的东西往往是具有共性的,但也有的是独特的或个人化的。而且,最可贵的便是这些个人化的独特精神感受。尤其是身处于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程式化的流水作业的时代里,这部分精神的东西就更可贵了。

一篇小说最珍贵的内核,也往往在于此。

 

4

 

关于李迎兵和李迎兵的小说,我想要说的话还很多很多……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因为他也是一个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

李迎兵可能会觉得,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不大得意的人。但他却是一个精神财富较为丰富的人。

李迎兵的创作不是很丰硕,这或许与他生存的艰辛有关,或许与他的勤奋不足有关,或许与他的思考深入有关,但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主要的是他小说写得不是很多,但却份量很足。尤其是那篇被好些刊物转载的《温柔地带》,在《滇池》与《小说月报》合办的“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栏目中刊发,实属不易!的确可喜可贺!因为这无疑是小说界对李迎兵的肯定与鼓励。

阅读李迎兵的小说,同时也是在阅读自己,反思自己,阅读和反思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

记得60年代生人,《人民文学》主编,青年评论家李敬泽在谈到新生代作家时,讲过这样三个问题,他说:“我感到新生代应对自己的阅读史有一个反思,我想在他们大多数人的书单上可以见到这些人的名字:卡夫卡、卡佛、博尔赫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巴赛尔姆等。这基本上是一个欧洲背景,俄罗斯背景和中国背景则难得一见,这是一个相对狭窄的背景,这恐怕是一个成问题的事儿。第二个问题:精神向度。我常在想,什么是精神向度,很难确定。我倒认为不是目前精神向度不足,而是肉体向度不足。总在思想、沉思,只有大脑,没有身体,背离了小说的基本东西。在新生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创造出语言奇观,像80年代的莫言、苏童那样。分析性的,学院派的书面语大量盛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再理想,再精神,而是要有力地回到经验上,回到感官上,这样才能开辟小说的新天地。有人问我70年代出生的作家和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区别,我认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能贴近经验和感受,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精神上想事儿,沉思。尽管也回到了凡俗的生活,但那种凡俗不是日常凡俗,而是经过了西方哲学精神之后的凡俗。另一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这大概形成于80年代。对新生代作家而言似乎是先天的,一涉及到人生、政治就有先天的厌恶。我觉得在广阔、丰富、繁复的小说世界中,是不能将政治、社会等排除出去的,小说可以是'污泥浊水’应在繁复的意义上去把握。”

他这一番话,的确值得我们沉思。

但是,精神向度是重要的,它是不能随随便便丢弃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宽容,而不要对自己的精神自恃而傲慢。这样会助长我们的自我崇拜和恃才自傲,或会助长我们的自恋和狂热,而这一切都是幼稚而可笑的。

一个人或一代人成熟的标志,不仅仅是宽容和平和,而更主要的是设身处地地对他人的谅解。

对人的谅解和关心,是十分宝贵的,尤其是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

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我们的作品中多一些平静和雍容,多一些自然的东西,多一些对他人的理解与同情……

不要过多地专注于自己,而忘记了关注别人和大自然。不要过多地看重自己的自觉与自信,这样会变成极端的自信而滑向狭隘的灵魂之上。

世界是众生的世界,世界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滚滚风尘的凡俗的世界。不要用自己的自命清高去排斥他人的昏昏庸庸。

人类就是如此丰饶而复杂。过滤或淡化了这一切,便不是活生生的世界了。

拥有这一切,并设身处地地谅解这一切,用博大的心灵去爱这一切。我们的作品便会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更加自然。

丰满、生动与自然,肯定是十分宝贵的。但我们切勿忘掉的,是还要在这丰满、生动与自然中,点亮那一团生命之光。

这团生命之光,便是我们的精神之光。

人生与艺术都一样,就是这样地充满了辩证法。

 

(评论作者简介:马明高,作家,评论家。山西孝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小说、散文、戏剧及评论专著2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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