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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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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青年的画像

来源: 发布日期:2013-08-10 01:21:51 浏览次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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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迎兵

 

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久远的冬天,那是参加吕梁文联组织的小说改稿会的时候。当时,改稿会的地点在电影公司招待所。我记得自己总是穿一件类似于《林海雪原》里杨子荣上山打虎的有着毛翻领的二手大氅,经常大大咧咧敞着怀;下穿从另一个熟人那里淘来他老爸当年彭德怀的骑兵旅穿的一条大裆裤,脚穿一双当时年轻人很流行的胭脂色鞋面厚胶底的棉布鞋。我的头发很长,留着鬓角,总是在眼镜前甩来甩去,脖子上还围着一条如同北大五四爱国青年一般的白围巾以表明心志。更何况那年冬天的雪铺在滨河路上,让人确有一种少剑波小分队的飞驰深山老林的革命豪情。不过,很多与会改稿会的文友,比如马明高韩思中白君军们说,李迎兵的那件二手大氅有点当年“我”爷爷游击队的上山打游击的感觉。这件二手大氅的来历也一定是不同寻常了。那是广州我那大姑给奶奶寄来的旧包袱里翻出来的。大姑父是老红军,抗战那会儿刚刚15岁的大姑去了延安,后来随大姑父去了八路军的120师。那件二手大氅穿到我身上不伦不类,尤其有好多天怀里揣着小说改稿会的通知,见人就拿出来炫耀,显得十分夸张。

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但我想必须要有个情境化的背景交代。从吕梁文联首任主席王易风老先生开始,再到田东照权文学彭化高成毓真阎广聪等掌门人,以《吕梁文学》为阵地培养文学新人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了。大约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好像是第一次偶然看到还在离石文化馆供职的任晋斌老师的。我当时自然又是故伎重演,掏出那张改稿会的通知让他看,惟恐天下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我那时肯定很幼稚,也很天真,尤其经常想的是异想天开的事情。我记得那时看到任老师总是一副很真诚的样子,说是离石多少年也不出什么文学新人了,让我好好写,争一口气。我记得任老师总是很谦卑,和我握握手,还让我有时间去文化馆坐坐。任老师的表情,总是那么真实自然,面容清瘦,穿一件灰色的中山服,黑裤子,圆口布鞋,很低调。站到他跟前,我那件暗褐色的二手大氅,就越发显得就过于张牙舞爪了。加之,留着长发,大裆裤在风中抖落开的样子,显得更加讨人嫌地惹人注目。后来,我又看到任老师的时候,他说看到了我发在《吕梁文学》上的小说《海市蜃楼》。他又说,离石要成立文联了,要办《石州文艺》创刊号。我当时就很激动,如同没娘的孩子找到了娘,没爹的孩子找到了爹。尽管,《石州文艺》是一份小的再也不能再小的刊物了,但至少把手写稿(当时打印稿还不多见)变成铅字,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我那天回到当时的单位办公室,熬夜写了一篇小说《秧歌队》。我妄想开创文学的新纪元。当时,任老师看了我的小说,很高兴。他说,离石还没人这样写小说,里面的意绪化表达,以及感觉化叙述,是一种新的探索。任老师说《石州文艺》创刊号要用。我就有些不安,有些难堪,说是《吕梁文学》也要用了。任老师很大度,接着说,没有关系的,《石州文艺》用了,也不妨碍往别的更高一级的刊物投稿。《石州文艺》鼓励新人全面出击,敢于出击。好好写,争取走出去,冲向全国。我就遥望着天空,暗暗下了决心。

我当时的工作还是供销社办公室写材料。由于我热衷于写小说,与写材料似乎有很大的冲突。我把这个苦恼告诉了任主席。当时,任主席是刚成立的离石文联主席,又是《石州文艺》主编。他说,创刊号出版后,反映很好,尤其我那篇《秧歌队》,所以把第二期组的稿子拿给我,让我来替他把把关。我受宠若惊,便三天两头到文联惟一一间办公室找他商量刊物的事情。当时,《石州文艺》还是铅印,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才开始电子排版数码印刷,效果自然比当年好多了。记得很多时候,我总是把那些来稿一一看过,还要当面和任主席交流意见。有一段时间,任主席还有意把我调到文联去工作。我也跃跃欲试,可惜当时条件不成熟,一直到任老师退休,也没能去成。不过,我没气馁,只是在不停地写,不停地投稿。任主席说,也不能老写,还要多阅读经典。现如今,翻开当年《石州文艺》创刊号,依然感慨万千。素白的封面,每篇小说还找专业美编画了插图。头条是任主席的《老子与儿子》,第二条是我的《秧歌队》,题图都是素描,有一种大写意的感觉在里面。这期创刊号,很朴素,多少年了,一直记得那种素雅大方的感觉。虽然,封二、封三和封底的照片是黑白的,有些模糊,但却很有年代感。

我像祥林嫂一般总是在《石州文艺》各位老师那里婆婆妈妈地叙述我的诸多苦恼。我一直以为文学是包治百病的苦口良药。当时的任主席作为一个倾听者很耐心听我的啰里啰嗦的故事。我说那一年十八岁,我踏上了一辆长途大客车。在上车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根本没有一个目的地。我先选择太原,因为人们多半前往那里。在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里,则又想逃离那种热闹,于是我没有做任何停留,然后直奔火车站。我想随便去一个地方,只是为了找到旅途中那种动荡不安的新奇感觉。那年十八岁,我出门远行。

十八岁时,梦想总在远方。家乡这个小地方让我太过于熟悉了,甚至已经熟悉到了一种麻木厌烦的程度。而且,那个时候我不合群,身边所有的人事就如同一面镜子,我害怕看到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影子。因为这样让我更加感到难堪。如果路途中遇到一个熟人,我准定会像一个逃犯一样羞愧地低下自己的头颅。我的青春期总是喜欢和自己过不去,心总是那么敏感,而且容易受到伤害。当时,十八岁的我有一种严重的自闭症,发展到极致就要离家出走了。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奶奶成天唠叨的内容与我的学习成绩有关。不过也有一次例外,那大概是我突然有一天在《吕梁报》上一下子发表了几篇小豆腐块。对我来说,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记得奶奶颤巍着一双小脚走家窜户地到处宣传,说她的大孙子当作家了!那天,正好被我遇上奶奶在和院子里另外一个和她一样大字不识的老太婆拿着登我文章的《吕梁报》等报刊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我说,奶奶,拿颠倒了!对于奶奶来说,颠不颠倒无关紧要,关键是她不知道听谁说发表文章的人就是作家,她就得出她孙子当了作家的推论。紧接着,奶奶又向老太婆兜售起她的剪纸艺术。毫无疑问奶奶的剪纸十分了得,比如逢年过节的窗花呀、小动物呀,都是惟妙惟肖的。

奶奶随后又挥舞着剪刀说了一句十分了得的话,她和她孙子一样也是作家了!然后,奶奶向对方现场展现她剪纸绝技的即兴创作。正在那时,我对奶奶说我要趁假期出一趟门去。去哪里?我吞吞吐吐说,要去看那个暖泉会的奶妈。我就这样怀里揣了奶奶给的两百块钱,说是给我发表了文章的奖赏。我就这样上路了。我到太原时已经很晚了。到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到大同的火车票。整个一晚上在路途中行进,第一次坐火车自然感觉会不一样。车上的人上上下下,火车走走停停,下半夜车厢很空了。我躺在空着的座椅上睡觉。到了大同,我心慌意乱。在站前小街走了一圈,天刚蒙蒙亮,在附近喝了一碗热馄饨,就又买了返程票。我七转八绕,竟然到了一个偏远的黄河小镇。天快黑了,我总是躲着人群。冬天的黄河有些干枯。我沿着河流向南走,不一会天就黑透了。我走的是小路,有些地方还十分崎岖,七上八下。我的心里既忐忑不安,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畅快。

十八岁的冒险,与这次黄河的约会有关。我整整走了一个晚上。磕磕碰碰,一直向南走,没有回头。当然也走了许多冤枉路,但黄河的流向就是路标。快到军渡时,上了一条乡村公路,总算搭上了一辆农民进城进货的农用小四轮……

任主席倾听着我那离题万里的叙述。任主席说,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石州文艺》一定发。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需要学会耐心倾听。而这一点,正是我身上所缺乏的,也需要向任主席学习的。

由于《石州文艺》刚开始创办,经费紧张,还不可能给作者发稿费。发了几篇之后,任老师过意不去。我一直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任老师就带着我采访离石的好几家企业,让我写报告文学。任老师说写一篇能挣100块钱,我就采访日杂公司经理张晋旭,写好采访稿,后来还发在《石州文艺》编发的企业家传一书里了。我也单独采访好几个企业家,学着和小说以外的世界打交道。任老师好几次采访都与我一起去,每次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石州文艺》试图开辟一条新路,光写小说不行,还得学会多条腿走路。任老师亲自主编的企业家传颇有一定的意义。我也只是在写一些报告文学中,一边挣一点外快,一边通过采访来接触不同领域的人事,来拓展我的视野。我需要多向生活学习,多向周围的人学习。任老师说,有了这个《石州文艺》的平台还是不一样的,起码能够团结一帮子人,把离石的文学作者结合起来,其意义是深远的。离石的经济工作发展了,下一步离不开文化工作的锦上添花。文学是一个慢功夫的活。慢工才能出细活。好的小说都要修改好多遍。比如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有些作品总是反复琢磨,反复修改,而且不断地在修改中又有新的想法冒出来。

后来,离石文联主席是孟玉玲老师。她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孟老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一上任,她见到我就说,《石州文艺》要专门给我出一期特辑。这在《石州文艺》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事情。孟老师试图加大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力度。孟老师说,刊物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突出离石本土的作者,尤其对一些很有潜力的文学新人,要重点培养。那个时候,我刚从北师大作家班学习回来,有点踌躇满志的模样。孟老师了解我在北京学习的情况。能够走出去很好,记得很多老师都说,走出去,重新回来打量这块土地,就会有新的发现。孟老师还让我给当时离石供销社主任马万明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后来这篇叫《潮头歌》的文章发在《石州文艺》上了。那时,已经是1997年了。之前,我的小说《童话季节》获得全国希望杯佳作奖,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获奖作品集子里了。散文《爬山》获得人民文学笔会二等奖,收在1994年《人民文学》增刊。我的小说《温柔地带》在《滇池》和《小说月报》举办的“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栏目推出,引起一定的反响,20多家报刊转载。当年省里的《北岳风》和《山西文学》接连又发了我的几篇小说,并参加新生代作家讨论会归来。孟主席说把我在省里和外面发表的这些小说一起在《石州文艺》上出一期。孟老师开始组稿的时候,我也及时把当时发表的七八篇小说和散文交给她编发。她说,全用了。孟老师又问我在单位写材料能否适应之类的,然后也说适当的时候到文联让我发挥一技之长。我听了这一消息,激动得好多天都睡不着觉。当时供销社还未列入财政序列,工资都几个月发不出来,我只好自谋生路,远走北京了。记得在北师大,《山西文学》副主编祝大同老师和我通过好多信,当时的《人民文学》总编室主任,现在《中国作家》副主编王青风老师也与我保持好多年的联系。还有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滇池》主编张庆国、《雨花》的毕飞宇等老师,都给我发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校园情报快递》,就是我当时在北京供职的鲁迅文学院写出来的,并由出版商以畅销书的形式推出。这部小说获得上海少儿图书馆的“好书推荐”。这是一部以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吕梁中学生记者团为原型的校园小说。当时,这部小说在全国的二渠道书店发行五六万册,但我只得到几千元的稿酬。孟主席得知后,又给我跑吕梁地委宣传部联系扶持资金,并最终落实三千元。

紧接着,离石文联又换了主席,是白斌斌。记得白主席,还经常向远在北京的我约稿。我总是接到白主席的电话,就告诉他,只要是《石州文艺》约稿,我都会及时完成任务的。我还把自己近几年出版的几本小说寄给白主席。白主席还及时把文联的发展情况告知我。我的小说集《温柔地带》,包括了22部中短篇小说。白主席又在里面挑选好几篇发表在刊物上了。白主席认为我是离石走出来的作家,扶持力度自然也是一如既往的,很多小说都发在刊物的头题上了。《石州文艺》一直在坚持每年都推出新人,要有新面貌。记得有一年在吕梁学院做讲座,白主席专门到场,把登有我小说的刊物散发给中文系的学生。白主席说,不放过任何宣传《石州文艺》和《石州文艺》作者的机会。在白主席上任的几年里,差不多每期都发有我写的小说。应该说,我与《石州文艺》之间的感情是十分紧密的。刊物不在于大小,而在于那种有无理想的坚守。纵观这些年来的办刊历程,我不一定最有发言权,但我却是一个最为感性的见证者。因为,几乎每期刊物我都会阅读,甚至能从每篇文字中读出特有的地域特色。这一点,凡是离石的作者才能领悟到的一种感情。地域性的刊物彰显的是特有的风土人情,特有的社会发展,特有的人文历史。

无论如何,《石州文艺》就这样在艰难中前行着。白主席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了解我最新的创作情况。而《石州文艺》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有了新的亮点。编辑部的办公地点,由最初的文化馆二楼一间办公室,到老干局地下室三间办公室,再到人事局所在楼的二层。白主席从组稿到编稿,再到刊物下厂印刷盯版,再到出刊发放,再到刊物的邮寄,都要亲力亲为。我每次回到离石,都要找白主席坐坐,谈谈刊物的情况。白主席总是充满信心,一旦发现一个文学新人,都要高兴好些天。毕竟,现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还有人能坐下来,进行这种灵魂和终极意义上的探索,实在是十分的难得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是,文学这个行当,越来越让人失望乃至绝望。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时为了吃饭吗?纠结在人心里的依然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正如茅盾文学奖,起码也应该要反映现实的矛盾吧?文学究竟向何处去,正如人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这些年来,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文人斯文扫地的问题了,还有更多的追问和反思。欣慰的是,《石州文艺》这些年来一直作为守望者的形象,屹立在文学青年的心里。当然,《石州文艺》也不是完美无缺,挑不出一丁点毛病,这个也不客观。应该说,刊物在文学作者匮乏的情况下,难免有局限性,甚至于还很稚嫩,也很单薄。但她又是充满希望的,无论再艰难,还是有老作家在坚持着,比如王永泰、李心丽,一直在刊物上不断地发稿件,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而新的创作者不断地冒出来,也为刊物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比如离石本土文学新人李亚飞、单箐瑞,吕梁学院中文系的樊帆、任子微、李宁等。

记得有一年,文联名誉主席王永泰在《石州文艺》专号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以及后来长篇小说《一代廉吏于成龙》的发表,我就专门到他家拜访他,结果他不在家。半路上,在党校那儿碰上王主席。王主席骑着自行车,衣着也很普通,但在沉稳的表情中,隐藏着他目标远大的创作计划。就这样,我和王主席聊了很久,能够从他话语里听出他这些年来在创作上客观的经验得失。他对历史人物的揣摩,对历史时代的反映,都充满了一种真切感和现代人的温度。他的打量,他的抒写,都具有一种朴素和博大的力量。不要以为,简朴平易是一种不起眼的笨重,恰恰相反,在对历史人物个性化的抒写上,在对历史人物精神面貌的描画上,他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还有李心丽由诗歌向小说的转型,体现了她潜在的艺术素质。诗歌《没有散步的街》到长篇小说《师范女生》,再到《片上》《棉花在棉被里盛开》,已经有了她自己的超越。本土作家的优势正在这种地域性的坚持,以及对艺术潜质的开挖,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爆发点。这个点,让作家找到了自己。与此同时,《石州文艺》也再次迎来自己的新的春天。20年过去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他(她)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了。而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20年也就弹指一挥间而已。文学的作用就是把正在消失的时间碎片积聚起来,聚沙成塔。文学让生命永恒,也让爱得到升华。《石州文艺》的发展,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文学青年的成长来说,其作用也是很独特的。假如没有她,或许这个文学青年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大有可能半途而废。一份小小的刊物,可以给予很多文学青年以希望,使得他得以最终走出自己存在的怪圈,而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总之,文学正在于这种青春热情持续燃烧的过程之中。文学没有终点。2006年,我在鲁迅文学院组织一次全国自由撰稿人研讨会。随后,基于我这些年来的创作成绩和鲁院的工作情况,在鲁院常务副院长胡平与副院长王彬力荐下,以及在省作协书记周振义、副主席段崇轩等老师的关注下,有幸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时间又很快到了2010年,《石州文艺》进行新的改版。编辑部全体人员力求对刊物重新定位,力求提升新的品格。第一期,刊物即推出作者小传和作者照片,推出作品的同时,也配发创作谈。与此同时,加大了评论的力度,比如配发“同期评论”;与此同时,还增加吕梁学院圆梦文学奖获奖作品特辑,加大了文学青年作者队伍,增加了青春气息,注入了开放的活力。尤其,值得记住的是,在领导的批示下,作为特殊人才,我终于正式调入文联,专职从事写作。《三晋都市报》的冯印谱、高桦等老师在该报原创频道接连推出我的四部中篇小说,即《抱得美人归》《暗香》《花神》《剩女洪苹果》等。紧接着,我给自己制订了新的标杆。这一年,我为了写离石历史人物刘渊,专门搜集两晋南北朝的相关资料,查阅上千万字,走访有关人士,并于20117月创作和修改完成以刘渊为主人公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狼密码》。我在长达多半年的紧张写作过程之中,李主席总是经常与我保持联系,探讨小说如何定位和修改问题。这部小说的创作情况,一开始并不顺利,甚至于我都没有信心能够完成它。《石州文艺》选发了未修改的一段,一万字左右,我的压力更大了。尤其,在王彤宇书记召集的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我又把小说的进度作了通报。自然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好些投入创作的日子里,我烦躁的总是无法入睡。小说终于完成,还得有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的过程,尤其后续出版情况也更为艰难。省里张平老师对这部小说也曾予以关注。现而今,大多数出版社陷入改制的难以为继的困境之中。很多出版社通过买卖书号来维持生计,一本书至少三到五万的费用。在全国能够挣稿费甚至挣版税的作家,可能不会超过50个人,甚至更少。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贴上老本外加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更大的困境之中。

提到《石州文艺》,再把背景拉到北京。2011年625日上午10点,北京东单中外名酒城二层。李迎兵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签售现场。记得那个穿白色T恤的少女,是我的学生。少女与她的同伴,早早来到现场。她是90后,早些年出过一本集子,印得很精致。她就是出生于美丽的青岛的刘琳。是中国传媒大学编导专业。随行的同伴,也是一个90后的少女,可能叫乌日罕,是播音专业的。还有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曾经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普及部时的学生。他很虔诚地买了一本《雨中的奔跑》。还有几个住在昌平的文学青年,大老远赶来。也就在这里的现场,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是另外一个60多岁的老同志,自费四万二出了一本硬笔书法集子,印了一万册,在北京潘家园市场那里摆开摊子卖自己的书,单打独斗,竟也辛辛苦苦大半年,捞回来本钱。作者不写书,而去卖书,角色定位的混乱,甚至“不务正业”了。这究竟是写作者,还是卖书的?或者,兼而有之?问题是这样的境遇,对这样的老同志来说,确实很尴尬。北京的城管见了这位60多岁的卖书者,竟也能有几许恻隐之心,以至于对老人家格外开恩了。北京无愧于首善之区啊。这些故事,已经不单单是文学意义上追求了,而成了一种更为世俗的本色表演。这个老同志,辛苦归辛苦,但活得很充实。图书市场这一块,已经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了。站到市场的起跑线上,文学的光环早已失去了从前趋之若鹜的魅力。文学被孤独到被孤立的背后,有文学自身酸文假醋不关注现实不关注心灵的原因,也有在被住房医疗教育这新三座大山绑架之后的大众日益开始的对真正阅读和陶冶心灵感到了彻底的厌倦和彻底的空壳化。由此,图书阅读似乎仅仅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全民经典阅读和全民深度阅读的专利。而这里,越来越被太多准新新人类的阅读习惯和偏狭趣味所主导,以至于不仅仅是逐渐地走向阅读的低龄化,而且是逐渐地弱智化、口水化了。当然,怨天尤人一点也不管用,也只有直面现实,也只有适应现实了。所谓这纯的文学,还是要放下架子,时刻准备做好委身于市场,这样才能在围追堵截的四面楚歌中不至于全军覆没。

格式和规矩,习惯与定理,都在这一刻土崩瓦解的同时,又不断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卷土重来。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法摆脱这个世界上对人自身的规定和限制。无论如何地起劲蹦蹦跶跶,无论如何地吆五喝六,最后还不是回到了原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正是因为有了死的对应。活着,就是处于一种生命质量的不断变化之中,由年轻到年老,如同一张不断正在蜕化的皮,终究蜕化到原点,蜕化到虚无。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正是因为这种蜕化的无奈。就算不是虚无,蜕化到别的生命形式和存在的种类,那人所拥有的一切,又意义何在?是的,文学企图留住一点什么,但其实到头来什么也留不住。文字的记录,或许把人自身最闪亮的那一刻,最美好的那一瞬间,最灿烂的青春,定格在人自身的文字或者影像之中,可是要让一切活着的事物永恒不变实在是一种徒劳虚妄。人每一次失败后依然都抱有希望,而每一次希望之后依然感到的是失望。反反复复,不断循环,如同一个圆,一个不断叠加的圆,如同一棵千年的老树,如同老树的年轮。一天天,一年年,岁月的痕迹记录在你的脸上,你的身体每个部位,你的生理和心理的机能,牢牢地烙印着,最终让你一步步屈服,一步步退缩。文学的职责就是记录,就是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梳理,进行解读,给后来者以警醒和鼓舞。记得新近一次在北师大校园里看到那些一张张青春的笑脸,既是那么真切,又是那么遥远。至少与你记忆中曾有的那一切,与那个你所体验的年代已经拉开了距离,大相径庭了,甚至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并非他们。你所见识的那些青春的笑脸,如今去了哪里,想来让人伤感。这个意义上,你,李迎兵的这本书,这本被称作长篇小说的《雨中的奔跑》,总想企图在命运的重击下留住点什么。那一刻,并非完全留住的是青春的眼泪,应该还有那些在人生风雨和坎坷中赤诚的呼喊、奔跑和挣扎吧。

基于此,我虽然按照市场化原则,按照畅销书的路径设置章节,但《狼密码》的出版还在不断的联系之中。无法否认,也毫不夸张地说,《石州文艺》一直是我这类文学老青年文学老光棍的精神家园。有时,我也常常陷入生活和创作的苦恼之中。生活中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而在创作中,又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所超越,有所突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只能是写作,而且不停地写作。那些在写《狼密码》的日子,我买了几十斤窝头,先晾干,然后天天早饭就是吃开水泡窝头。为了节省创作时间,这样坚持多半年。我觉得很多前辈,很多大师,值得学习。比如莫里哀为自己的艺术奋斗20多年,他失去了亲人,也失去知己玛德隆,而自己又染病在身,舞台上则扮演一个没病装病的角色,最终死在舞台上。而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就是严酷的,只能不断地写作,通过这种累人的劳动,顽强地工作,直到累倒在写字台上。而在文学面前,我永远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我的案头一直放着一本永远也读不完读不透的詹姆斯·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且我有好几种中译版本。记得小说一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从前有一个时候,而且那时正赶上好年月,有一头哞哞奶牛沿着大路走过来,这头沿着大路走过来的哞哞奶牛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孩子,他的名字叫馋嘴娃娃。这段以奶牛的角度展开的描写包含了深意,所有作家的写作源头可以追溯到久远的那个馋嘴娃娃的童年记忆。文学的道路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所以,我在这里只想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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